作者：夏梅华（我的大姐）完稿于2004年3月28日 上海

********前言

这是一本写给自己看的书。本书记实了作者（我）——夏梅华家庭半个多世纪内的变化。

本文记实了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头桥社区.陆桥村陆家桥东面彭家宅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变化。

记实农村的生活面貌的变化。农民生活的甜、酸、苦、辣，以及奔小康的幸福和甘甜。

记实了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经历。

记实了我们四姐妹（梅华、玲华、向华、秋萍）的恋爱、婚姻、家庭、事业、孩子、房子、职业、生活。

记实了我家庭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从老式嫁妆到电器化嫁妆；从乡下茅房到楼房到城市商品房；从文盲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留学；从农民到国家公务人员、工人、老板、高职的变化。

我家的变化是我们伟大祖国亿万农民家庭变化着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从小家的变化看社会主义祖国大家的变化，我们的祖国正在日新月异的变化着。我看到明天的祖国会更美好，全面实行小康社会的日子不远了。我看到我的家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更兴旺发达，明天的我家会更飞黄腾达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农历）下午三点左右，只有十九岁的母亲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了整整一天，，一个弱小的女婴终于诞生了，哭声是那么的微弱，她太小了，皮包骨头。但她的降生，使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欢乐。父亲给孩子取名——夏梅华（那就是我）。

我的家坐落在现在的奉贤区.头桥镇.陆桥村六组彭家宅。在那三间平瓦房里我家虽是一个大家庭，爷爷（夏金海）、奶奶（包大妹）、爸爸（夏雪圭）、妈妈（康玉英），还有大姑姑（夏秀芳）、小姑姑（夏水琴）我出生的时候还有两个姑妈都已出嫁（夏水珍和夏水莲）。

小时候的我，妈妈常说，挺难伺候的，虽然小得可怜，但很会哭。不会吃妈妈奶，可能是妈妈的奶头大了点，妈妈把奶头刚塞进我嘴里，还没吮吸，就哭了。没办法，奶奶就把我和宅上有点大的孩子的母亲调换吃奶。妈妈说：“别家的孩子吃奶挺厉害的，就是你不肯吃妈妈的奶。” 晚上把我和别人的孩子调换领。宅上的老妈说：“你小时候，真是很小很瘦，晚上搂在怀里不敢睡觉，吃起奶来轻轻的。”慢慢地，我稍微大了点，才肯吃妈妈的奶，害得妈妈的奶过分胀满，她的乳房长了疮，使得一只乳房再也没有奶水了，也使后来妈妈生下的几个孩子都是用一只乳房喂大的。都是倔强的我造成的。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妈妈说我的手指细的像花虫。夏天头颈里、头上长满了疮疖，一个个的，都是小脓泡，血脓长流，真是可怜。能养大是不容易的。

妈妈在生下我二年多一点，大妹（玲华）出生了，又是一个女孩，爷爷奶奶虽为又添了孙女而高兴，但喜悦中流露出那不快，如果是男孩该多好。

我渐渐地长大了，有点懂事了。记忆中的我，记得奶奶是一个非常勤劳节约的农村妇女，听人家说和我的大姑妈很相似，她性格直爽，心直口快，干活利索，长脸型，麻子脸。听人说我爷爷因为是个聋子，虽然身材高大，用现在的话讲，长得蛮漂亮的，还是娶了个脸上有麻子的奶奶。爷爷告诉我，我的大姑妈不是第一个孩子，上面还有几个孩子，有自己生的，抱养的，都养不大死了。所以生下大姑妈的时候，挺宝贝的。

现在想起我奶奶，我就有点心酸。奶奶是那么地疼爱我们。小时候，奶奶给我们梳头，她总是抹点水在我们的头发上，然后再扎成辫子，再用水抹光，使得头发光光亮亮的。小姑姑比我大十一岁，为了带我，奶奶不让她上学，是爸爸求奶奶使小姑上学了，可奶奶说，上学要领我也去，要使学习、带孩子两不误。因为大人们都要在田里干活。直到现在小姑说起此事，还恨我跟着她一起上学而影响了她学习，因为我是个会吵闹的孩子。我的奶奶太可惜了，她忙忙碌碌劳累了一生。当我的妈妈生下我的弟弟后，爷爷奶奶沉浸在有了孙子的喜悦中，奶奶更是忙里忙外，要妈妈照顾好弟弟。就是那年冬天，已经是入社了，在社里钆稻，当时没有机器电动脱粒机的，是两个人脚踏的人工脱粒机，人们在脱粒的，按时间轮流上机器的。我奶奶为了多挣工分，把我妈妈的活包下来了，一人顶两人的农活，一天干下来，虽是冬天，但衬衫都湿透了。奶奶终于力不从心，病倒了，得了伤寒。可在当时医疗还落后的农村，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更不用说上医院了。我还记得那天下午，一个小脚的女人（说是医生）拎着一只箱子，来给奶奶看病。奶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病重中的奶奶忘不了的是嘱咐妈妈带好孩子，我的弟弟当时还不到三个月。傍晚时分，只有在世界上走过了56年的奶奶，劳苦一生的奶奶，留下众多孩子和遗憾，在子女们苦天呼地中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时，我的小姑姑才十六岁就失去了亲娘，小姑姑哭倒在奶奶身上，呼唤着亲娘醒来的情景，我还清晰地记得。只有六岁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全家人悲痛的场面，这是童年的我留下的最难忘的一幕。

我七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所有的人居住在一起，吃大食堂，大人们白天、黑夜地干活，干大跃进。人们搬出了自己的家，而且把家里值钱的金银首饰用低价卖给国家，把家中的布呀、铜呀都拿出来支援公社。我爸爸当时已是公社干部，他说，他背着一包都是金戒指、金圈、银器等贵重物品护送到银行，他一动也不动的全部交到银行去。我曾经对爸爸说：“那你不拿几个藏起来，现在给我们戴戴该多好，啊呀，真遗憾。”爸爸严肃地说：“当时，我压根也没想过，我的脑筋很清的，从来不想到自己。”的确爸爸的思想境界是很高的，至今，他都光明磊落、正值、清清白白，在我的心中，爸爸确是一位心怀坦白的优秀共产党员。

当时，在我们陆家桥桥下，造起了一个大食堂，我们都到食堂里吃饭，不定量，随你吃。吃什么呀，我记得，好像是顿顿是粥，粥里还有山芋，大人们干累了，薄博的粥，要吃几大碗，一会儿又要饿了。晚上又要干活去。我真不明白，白天黑夜地在干什么呀？我们一家也分了几个地方，爸爸在社里，爷爷在刘家宅养牛，我白天在幼儿园，大妹和弟弟在托儿所，妈妈干活，晚上，我们宅上的几家都搬到了我们的河西宅上姓陈的妙福家里，我们娘儿四个睡在一张中等大小的床。想想当初珍视太辛苦了，妈妈还要每天开夜工，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全屋子就一盏火油灯，全屋子就一个比我大三岁的阿月小娘（她11岁）带我们。我们要小便了，她点灯，她还要带弟弟妹妹。妈妈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娘四人睡一张床，妈妈总是躺在床口上，护着我们，劳累了一天的妈妈，连个好觉也没睡上，天刚亮，妈妈又要上工做活去了。

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记不清过了多长，我只记得我很少看见我爸爸、爷爷、小姑。爸爸偶尔从社里回来，看看我们，我也感到陌生了。

我们终于又回到自己的家了。那天，大妹戴着个尖头的红帽子，坐在椅子上，对家显得那么的陌生，脸色黄黄的，就这样呆呆地坐着。弟弟是因为长期的照顾不周，营养不良，很瘦。已经三虚岁了，还不会走路，一直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妈妈虽然忙，但对孩子是非常宝贝的。说是已经归家了，但大食堂分为小食堂了，我们六队的食堂在河东宅上，建在阿玉家，每天家家拿一只桶，按人口分饭和粥，拿到家里吃，大人让小孩吃个饱，自己就吃不饱了，我的妈妈就是为了孩子，自己不知饿了多少。小食堂不知吃了多久，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七岁的我有时候也拿着一只木桶去河东宅食堂拿属于我们的一份饭。

小食堂解散了，各家又归各家烧饭了，粮食是按人口算的，男人、女人、老人、小人定量分配一天吃多少米，根据一个月的多少口粮折算，也不能随意的能填饱肚子的，算算吃吃，精打细算，每顿烧的饭是一半麦糊，一半米，父母总是把下面的白米饭先盛给孩子们吃，自己吃全麦来充饥。所以在当时，我记得每一个人都是瘦瘦的。脸黄黄的，哪有今天这么多的胖子和大肚子。

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大人们就已经下田干活了，一个队的人在一起干活，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干什么活，每天晚上队长对每个社员分工活儿，然后第二天社员们一早就拿着工具从各家汇集到一块农田里干活儿。大人们干活去了，小孩子们怎么办，托儿所解散了，只好大孩子带小孩子。我是家中的老大，只有七岁的我，担起了照顾五岁的大妹和三岁的弟弟。妈妈把我们三个孩子关在我家的西间客堂里，地上放一只脚竹编，把弟弟放在里面，任他滚爬，我和妹妹也坐在里面玩。门口用一扇鸡棚拦住，用锁锁上，爸妈怕我们逃出去玩，不管弟弟。可小小的鸡棚怎能锁得住孩子贪玩的天性呢？我常常趁大人们出工了，从鸡棚跳出去，和宅前的孩子们一起玩个痛快，那顾得弟妹呢？“爸爸妈妈停工了~~”“他们回来了”随着喊声，我飞也似的朝后跑，跃身一跳，进了屋，坐在脚主编里。妈妈回来了，看我们三个孩子好好的，也就不再说什么，问我：“弟弟哭吗？”“不哭。”我胡编着。妈妈抱了一下弟弟又放下，她烧饭去了。

妈妈渐渐地发现了我的不规矩，因为当他们下地干活去了，弟弟尿湿的尿布，我会跳出去以后把湿布在水桥边洗好，然后晾在自家墙前的一根低低的竹竿上，妈妈放工回来，看到尿布，就怀疑了：“是你出来洗的吗？”我不言语，因为爸爸在大队里当干部，有时候他也回家的。妈妈很忙，也不去考虑这么多。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有点后怕，假如当时我跳出去，只有七岁的我一个人在河边的石板上洗尿布，脚下一滑，掉到河里去，又谁能知道？可我得命真大，没有意外发生。

几经磨难，几经折腾，我那弱小，体弱多病的三岁弟弟再也支撑不住那幼小的生命，突然有一天腹泻不止，脱水过多，当时大队里有一个医生，那天下午，来我家看弟弟，挂了盐水，不知是怎么挂的，都走了披襟，小脚肿得像一只桶。七岁的我清楚地记得：弟弟躺在一只小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爸爸和妈妈，伸着小手要妈妈抱，妈妈坐到床上，抱着他，由于脱水过多，弟弟脸色灰白，没有一点精神，他又无力的闭着眼睛，他没有一点力气，他要睡了。过了一会儿，又微微睁开眼睛，他要多看几眼，他的亲人，周围的世界，他不哭不恼，他已经没有力气哭了，妈妈抱着他，一边流泪，一边哄她：“弟弟，你忍一下，盐水就要挂好了，你的病就要好了。噢！”看着弟弟那样肿大的腿，无知的大人们都束手无策，难道那个医生也不懂吗？直到现在，每当妈妈回忆起弟弟因挂盐水，那只小脚肿得厉害时，妈妈还要伤心地流泪叹息。当时，妈妈只能五比心疼得摸着弟弟的小腿，盐水挂好了，那位医生走了，我们一家围在弟弟的床前，都守着弟弟。当看到弟弟睁开眼睛，嘴巴一动一动时，我们就很高兴，弟弟会好的，他不会有事的。再过几个月农历九月初二就是他的二周岁生日了，妈妈会自己用面粉做面条，生日那天，弟弟一定会很高兴的会说会走了。这样弟弟一定会挺过来的，小小的你跟着妈妈已经走过了那么多，刚生下三个月，最疼爱你的奶奶去世了，七、八个月时，人民公社大食堂，妈妈白天黑夜干活，把你丢在托儿所里，因照顾不周，使你体弱多病，晚上妈妈开夜工去了，我们兄妹三人睡一床，大姐我也只有七岁的孩子，哪会照顾你弟弟呢？好不容易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全家人团聚了，妈妈悉心照料你，在妈妈的调养下，虽然三虚岁了还不会走路，但脚硬了许多，坐在小竹椅上，经常站起来，要想走路的样子，妈妈说：“弟弟就要会走路了。”可是当时虽然一家人在一起了，但白天没有了托儿所，孩子都放在家里，大孩子带小孩子，妈妈把我们兄妹三人关在家里，我又小，不会照顾弟弟，睡着了，又不懂保暖，小屁股坐在地上着凉了，我又不懂把他抱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那可怜的弟弟真是可怜啊！这样的日子，对于体弱幼小的弟弟怎能再经受得起如此的磨难呢？

弟弟又经常患病，拉肚子，发高烧是常事，不过每次他都能挺过来的，谁能想到，这次弟弟的腹泻却怎么也止不住，大队里的那个医生给弟弟吃了药也不行，当时农村有什么药能对症下药呢？挂的盐水都走了皮筋还不懂。至于送医院，那是1959年时期，没听说人生病了送医院的。我们全家人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弟弟似睡非睡的样子。下午四点左右，我在外屋玩，突然妈妈一声尖叫：“快点，小囡不行了。”喂他的水从嘴里流出来，眼睛再也正不开了，手脚开始冰冷了。爸爸、妈妈急了，“怎么办？怎么办？”一个劲地呼唤着弟弟的名字“中华，中华……”可他再也听不到爸爸妈妈和亲人们的声声呼唤了。任凭我们怎么哭喊，弟弟再也不会有反应了。他永远地去了。

那天晚上，有别人帮忙给弟弟穿上新棉衣新棉裤，戴上一顶新帽子，像睡着似地安静，由宅上的两个男人把弟弟放在那个用稻草编成的草棺材里，抬出去埋葬了，妈妈拖着那个曹棺材，死也不肯把盖子盖上，她怎么也不相信弟弟真的死了，离她而去了，把妈妈用力拖走，盖上盖子，弟弟的草棺材抬走了。从此，我那可怜的弟弟中华再也没有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坐在小竹椅上，伸出双手要我们抱他的那张笑脸了。我们全家人怎么也接受不来这个悲痛欲绝的现实。是谁夺走了弟弟那幼小的生命？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在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境况下，弟弟在这个世界上朦朦胧胧地只过了二周虽还不满的日子就匆匆地去了。我那可怜的弟弟，他出生在他不该出生的年月，如果在当今，小而腹泻，又不是什么治不了的大病，也不至于搭上自己的小命，去医院一打吊针，就恢复了。

弟弟的离去给了父母又一次身心上的严重打击。再往后的日子里，母亲更瘦了，骨瘦如柴，唯一给她精神安慰的是还有我和大妹，每天在她的身边转，可我们又不懂得如何去安慰母亲。从此，父母更是疼爱我们了，唯一的一点白米饭，总是留给我们吃。当时，人们吃肉、吃油、糖……都是计划供应的，就连那糕点也是计划供应的，即使你有钱也不能买到的。每月每人一只饼。我和妹妹都馋死了，一个饼分几次吃，吃掉一点，看一看，还有多少，有时候，一只饼要吃几天呢！父母的一份总是留给我们吃。每当爸爸出外开会，三天，五天，知道今天要回来了，我就拉着妹妹的手，从我家最西面跑到最东面，村东进村口等候爸爸，等不到他，再夜，也不回家，爸爸回来了，背着个包，远远的，我们看见了，“爸爸、爸爸”我们迎上去，拉着爸爸的手，我们急着掏爸爸的口袋，掏到好吃的（有时候会有几粒糖果，有时候会有一两只饼）东西，我们拿着，松开爸爸，飞也似的，像小鸟快活的往家跑：“妈妈，妈妈，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然后往妈妈嘴里塞一粒糖。这时，妈妈笑了。

好容易等到农闲时，社里放一天假或两天假。这时，妈妈会带着我们去外婆家，外婆是头桥康家宅，我大舅舅是远近闻名的中医先生康有章，他很宝贝我们的，妈妈说，我小时候，大舅常给我一元钱的压岁钱，平时去也常一元一元的给我，在当时，一元钱对于母亲来说是多珍贵。每次我和大妹船上一样服装的新衣服（要走亲戚了，妈妈才让我们穿新衣服，回家了，又把新衣服藏起来，等下次走亲戚时再穿），我们高兴地左右拉着妈妈的手往前走，有时候我们和妈妈一起走，有时候我和妹妹一个劲地往前跑，跑到一座桥边，或有一块大石头旁坐下来，远远的看着妈妈向我们走来，等妈妈又追上我们了，我们又朝前跑去，一边跑，一边笑，欢喜得直蹦直跑。因为刚跨入六十年代，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家也很穷，今天妈妈带我们走亲戚，不但可以穿新衣服，等一会到了亲戚家，可以吃饭时有半个咸蛋，一碗水墩蛋，有时候会有咸肉吃，真是太开心了。所以，只要妈妈社里放假，不出工，就盼望妈妈带我们走亲戚。可亲戚如果到我家里来，我们虽然高兴，但也有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烧的咸蛋、鱼、肉，在端上桌之前对我和妹妹叮嘱好，这可以吃，少吃点，那不能吃，给亲戚吃的，或者等客人走了以后才能吃，有时候，当我们的筷子将要去夹菜的时候，妈妈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会无声的制止我们的行动。家家都是这样的，没办法的。

这就是在我童年生活中度过的一段算是快乐的时光。

我上小学了，我八岁了，可以上一年级了，妈妈用一块土布头巾缝成了一只小书包，我高兴地背着小书包，爸爸送我上学堂——陆桥小学。可一年级却设在陆家桥刘雪官的客堂里，就我们孤孤单单的一个班级，要到三四年级才能去陆桥小学，升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石桥头的茅草屋里，这里有几个班级，小学的我成绩虽不是冒尖，但也不错的，特别是五、六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老师经常当作反问在全班宣读，我感到很自豪，所以每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后，我总是反复思考，开头与结尾怎样写，左思右想，故我的作文水平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在小学里也当过班干部，最大的干部就是学习委员。我小时候很少看到电影，当时公社放映队大概每月下乡一次，我们每月在陆桥石桥边看到一次电影，如果说今天要放电影了，我们几个小孩子会提早把长凳先搬到场上，早早地等候着这难得的一次电影。别人家的父母都会去看的，唯独我们的妈妈是从来不看电影的，她宁愿在家里忙。我和大妹是从来不会错失这机会的。但每当电影也没有结束，大妹就会拉着我的手：“姐，我们快回家。”因为我家是从东村口进去，走过别人的一家家，绕过西边的河滨，在人家的屋檐边走过，最后到我家，平时，我和妹妹都不敢独自在夜里回家的。夏天，宅前面好热闹，就我们一家缩在后面，有时候，我和妹妹到前面凑热闹，以期和前面的大孩子们乘凉，可大人们在一起聊天，总是讲那些可怕的故事，常常使我们不敢独自走夜路，特别是那些大一点的孩子还经常吓唬我和妹妹，当我们正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们会说：“西滨有只落水鬼，落水鬼出来了。”常把我们惊吓得一溜烟的往家跑，跑过西滨边，更是心枰枰跳，脚搬得更快，一边跑，一边喊着“妈妈，妈妈”一头冲进家里。所以每次的电影，我和妹妹都没有看到内容的结尾，就匆匆离开了，这样，当我们绕过我家西滨边时，南边的路上，电影散场后的人们簇拥着走过，我们就再也用不着害怕了。现在每当我想起当时的一幕幕情景，是多么的可悲。

我十一岁那年，在弟弟死后的第三年，妈妈恢复了健康，那年冬天农历十月十二，我的二妹（向华）降生了。二妹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已经多年没有小孩子的家增添了无比的喜悦，虽然是女孩，连爷爷的脸上也挂起了笑容。我更是欢喜得不得了，背着书包上学去，一路上，想着家里有个妹妹了，掩饰不住的快乐流露在脸上，笑容满面，忍不住还笑一笑，想想真有点傻。放学回家，我和大妹抢着要抱二妹。那婴儿的阵阵啼哭声，给了我们家庭的欢乐。二妹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惹人喜欢。爸爸当时虽然在大队里当总会计，每天很忙，但对二妹挺宝贝的。妈妈还没收工，要是爸爸先回家，他会给二妹洗好澡，每次理发，都是爸爸抱到陆桥理发店给她理发的。二妹小时候，是我爷爷带的，白天，爸爸去大队，妈妈干活，我和大妹上学，二妹很和气，一点也不会吵的，她睡在爷爷编织的草窝里，看爷爷在旁边编织草鞋。我爷爷是当地编织草鞋的能手（草鞋是用稻草和绳子编织起来的，穿上它，农民们可以下地干活的，特别是男人们当时下田干活都穿草鞋和布袜子），每双草鞋卖给人家一角到一角五分，爷爷编的草鞋放在头桥茶馆店里卖，放在陆桥小商店里卖，还有人到我家里来买的。我那二妹好象挺懂得爷爷的辛苦，所以很少会哭，爷爷照常编织草鞋，偶尔哭了，爷爷才把妹妹抱一抱，喂点吃的。

妹妹渐渐地长大了，不再睡在草窝里了，她会站起来了，爷爷就把草窝倒放一下，妹妹就站在那个圆形的高高的草窝里，在圆圆的草窝里转来转去，很舒服的，站累了，她会一屁股坐在里面，缩在里面，看不见了。当我们说：“野猫叽，野猫叽。”妹妹就会和我们像捉迷藏似的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好玩极了，她开心的“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因为一天到晚和爷爷在一起，她也想出去，每当我和大妹放学回家，只要看见我们的影子，她就会拚命的哭喊着。所以爷爷不让我们被妹妹看见，就把我们放学后要割草的袋子和镰刀放在养畜的草屋里。（每天放学后，小孩子的第一件事是到田野去割草，因家里养了猪、羊、兔）我们把书包往草屋里一放，拿了工具往外就跑，妹妹就不会哭了。

妹妹会走路了，她乖乖地坐在小凳子上看爷爷编织一双双草鞋。有时候爷爷累了，他会带着妹妹到他常去的宅东的彭家太太那里坐一会儿，妹妹能跟爷爷到别人家串门，虽然都是老人，可妹妹也挺开心的了。

一九六四年，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大队里来了好几个工作组，是检查干部的运动。我爸爸是大队总会计，我姑妈很担心，心想：“我兄弟是大队会计，工作组查账，一定不得了，兄弟要闯祸了。”可我爸爸从初解放开始当干部，都很清白的，他从不会从个人利益考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祖国刚解放头几年，我很小，爸爸就已经出去工作了，他还参加了农村沪剧团，巡回到处泰日、青村、奉城、头桥等地演出，宣传革命道理，爸爸说，从来没有什么报酬的，都是义务演出。一次在台上爸爸扮演一个穷人，被地主打死了。惹得在台下的我奶奶哭了，怨爸爸：“你为什么演那么苦的穷人呀，人家演地主多开心，以后不要演穷人了。”使爸爸止不住笑了，“我演穷人，是要大家不要忘记苦。”我的爸爸是从互助组会计到小社会计，如今是大队会计，他的账目是一清二楚的。工作组查阅了爸爸数年来的账单，在大队的办公室里查了几天，工作组的同志实在佩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爸爸是一个“四清”的干部。那些“四不清”的干部下台了，爸爸继续做他的总会计工作。

爸爸虽然是当上了大队干部，继续他的总会计工作，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色，有空经常下队劳动。在我上小学时，我们六队有一只大船，男劳动力们轮流撑着大船去上海苏州河里掏黑河泥，那苏州河里那些黑得发亮的很脏的沉淀在河底下的河泥，装回来，施在农田里，说是庄稼的有机肥料，对庄稼收成有益处的，说是这里黑的河泥比家乡河中的污泥好很多。不像现在有品种这么多的化肥，当时，农民庄稼田里施肥都是农民自己想办法积肥的，有猪粪，夏天割杂草，把杂草堆积成一座小山似的，然后农民们再从河底掏河泥，盖在上面，等草腐烂了，再施到田里去，一个夏天，除了干农活，女人们的任务是割杂草，男人们是从河底卷草，因为河底里也会长出许多草，他们用两根细细的竹杆，夹住河中的草，不停得卷，卷满了一竹竿，然后搬在小船里，每天能卷到满的一船，这也是很好的肥料。所以当时，父母一年到头是极少在家呆过。我看见我爸爸也经常在我们六队下田干活。所以连那轮流去上海装河泥爸爸也是参加了的一个组（队长把自己队中的强男劳动力分成三人一组，农闲时，就去上海装河泥，大约三天一个来回，快一点二天多一点，队长按每船记工分的，所谓“工分”就是每个农民一天劳动，按劳动的强度，农活的难度记工分，比如男劳动力一天10个工分，女劳动力插秧一天8个工分，老人孩子拔秧、施肥5个工分，，到年底如果做到累计三千个工分，按工分分配钱，如果一个工分1角钱，那么10个工分1元钱，做了100个工分就是10元钱，到年底分红（分钱）时，如果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多，那么扣了粮食，柴钱什么的，很多人家不但分不到钱，还要透支呢。有几户老透支的，一年年积累，累计要好几百呢！像我家虽不透支，但钱分得不多，爸爸妈妈把年终分到的一二百元钱算计着过一年，等到明年年终再分红的时候，才能再有钱。所以一般家家户户都养猪，一头猪养它半年，七八个月卖给供销社，也能有几十元钱，可以填补一下家中的困难。

因此，农民们一般是一年到头，队长不叫休息，是不会在家自由停一天的，多做一天，就会多挣一个工分，工分多，钱也就多一点，农民一天一般只能挣到几角钱。那时的小孩子放学了，星期天是从来不在家里闲着的，妈妈去割草，我也去帮妈妈割草，割草是用秤称数量的，割一担记几个工分。还有我和大妹每天拿着个破篮子，做一个用铁皮弯起的工具，绑在竹竿上，看见场上的鸡、狗、鸭的大粪，一钩，就套在那铁皮的套子里了，放在篮子里，积累起来，送到社里去当肥料。专人为你称分量，一斤粪多少工分，记分的，我每年也有几百个工分呢！我常常拿着个竹篮子和宅上的孩子们出去捉鸡粪，趁早上人家刚把鸡从鸡窝里赶出来，鸡粪下的最多，我们眼明手快，追逐着一小堆一小堆的鸡粪，“我先看见。”“你为什么抢走我的？”孩子们常常为那母鸡刚撒下的大鸡粪而争得不可开交。那棒子噼噼啪啪的互相敲打着。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到奉城方向的那几个宅上去捡鸡粪，来到大概“八字”那边的宅前，我们埋头寻找着地上的鸡粪，“汪汪汪”突然窜出一条狗来，我们拼命的叫着，跑着，我们越跑，狗就越追赶我们，也顾不上篮中的鸡粪，由于我们的猛跑，都跳出了篮子，跑出村头，不但篮子里的鸡粪没了，我还吓得尿也流了一裤裆。那是我上小学时令人可笑的一幕。

在我少年是最难忘的是，我上五年级那年的初夏，我跟随着爸爸他们的装黑河泥的大船，我这个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看到了大上海。（当时我们队里的孩子们几乎人人都跟随自己的父亲去过上海，几个男孩去了一次，下一回又吵着父亲再去，对孩子来说，能够跟大人去船上，而且能够到上海看一看，是再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那天下午，为了去上海（我早已盼望我能有一天和我们宅上的几个孩子一样，能到上海去。）我停了学，和爸爸，还有政斌哥哥，河东老伯，一行登上了船，我坐在船头上，看爸爸撑舵，船尾上的老伯和哥哥用一根很大的橹两人一起摇啊摇，后面的人不停地摇呀摇，船头的爸爸不停地撑舵，一会儿转弯了，一会儿向东了，一会儿向被了，船儿在小港里摇晃着前进，穿在前进，两岸的景色在眼前变换着，一会儿看见了河对岸的村庄，一会儿又晃过了岸上面在地里工作着的社员们，我是那么的欣喜，不停地问着爸爸：“什么时候到上海呀？”“还早着呢！半夜以后。”爸爸一边紧握着他手中的舵，一边不以为然地回答着。他哪知道一个孩子此时此刻那焦急等待的心情。夜幕降临了，大船要出小港了，船暂时靠岸。老伯在船上烧饭，一只锅子放着一只碎的小缸上，在锅下面一个洞里不停地放柴着火，烟雾向外冒，够呛的。饭烧好了，换一个锅子上去烧点菜，大家急急忙忙扒了几口，又启舵了。摇啊摇，摇啊摇，河面越来越阔，终于看不见两岸了，爸爸他们把摇船的橹搁在了船上，支起船中间的帆杆，扯起了帆布，这时候，大船只要掌好舵，它能乘风破浪地向前，大人可以坐下来歇一下，有一个人掌舵就行了。隐约看见大上海的灯亮了起来。天暗下来了，船还是在走，可我被一下午的折腾，有点支持不住了，于是爸爸叫我到下面船头舱里休息，也就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床，有被子，被子下铺着一层厚厚的稻草，我钻下船舱，盖上被子，在船的摇摆中渐渐睡着了。睡梦中，突然听见爸爸在叫：“梅华快起来，大上海快到了，那灯火真好看，快看呀！”我急忙揉揉眼睛，从船舱里探出头来：“呀，这么美！”那点点灯光，密密麻麻，像天上的繁星在闪烁，远处，隐隐约约，天边竞分不出哪是灯光，哪是星星？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繁星似的电灯，那电灯多明，多亮，如果我们家也有那一盏灯，我们家该多亮呀！晚上在电灯下看书、写字比那小小的火油灯不知要胜多少倍呢！什么时候，我的家乡也能有电灯啊！我爬出船舱，坐在爸爸的身边，听爸讲上海怎么大，人怎么多，街上怎么热闹，东西怎么多，店里怎么好看。我忘记了疲劳，没有了睡意。半夜时分，船从黄浦江驶进了苏州河口，那苏州河里真是船连着船，像我们的一样的船最多。半夜多了，大人们已经很累了，该睡了，我和爸爸睡在船头的舱里，他们两个睡在船尾的舱里。不知什么时候，爸爸唤醒我：“吃早饭了，快起来。”我追出舱一看，船儿挤着船，一条挨着一条，往下看，船底下的苏州河一片黑，一股股臭味扑鼻而来，“爸，这水怎么这么脏呀？”“咳，这你不懂，就是这脏水中的污泥，是我们农家庄稼的好肥料呀！”噢，原来我家乡这满田的黑乎乎的河泥就是从这里运回家乡的。我懂了。爸爸和老伯、哥哥用那掏河泥的网掏河泥，从早上掏到中午过后，满满的一大船黑河泥。到晚上还有一些时间，可以上岸去上海遛遛。因为爸爸特地带了我，所以他特地带我乘了电车来到市中心的热闹区，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到了“上海大世界”，首先我照了十样镜子，魔术镜，镜中的我，穿着一身土布衣服，妈妈做的新鞋子，一会儿一个胖胖的矮矮的小女孩出现了，一会儿一个高高的瘦瘦的乖女孩出现了，一会儿出现了头上还有我一个头，一个妖怪女孩出来了……我不敢往前走了，爸爸说：“你看你，还是你，往前走。”最后一个端庄的女孩恢复了，我笑了，世上竟有能使人变样的怪镜子。在大世界里，买了门票，你可以随意地到处看，什么都有，我看了杂技表演，那大本领我第一次领略，在那演戏厅里，正在演《山花烂漫》的戏，现在想来，戏名我很清楚，可内容已模糊，我站在那一排的座位旁边，胆怯的看着，座位上的一个女人说：“乡下人，坐呀。”我没有坐，和爸爸去别的地方看了。大世界真是大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逛呢！我们得回去了。回到船上，爸爸他们睡了一会儿，大概是半夜里开的船吧！等我醒来，天亮了，船早已驶出黄浦江，展现在我面前的照旧是那农家的景物，但对于初出远门的我来说，照样兴趣盎然。临近中午，到家了。“大妹妹，姐姐回家了。”“姐，大上海白相开心吗？”“开心，真开心。”我向妹妹描绘着两天两夜的所见所闻，妹妹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扯着爸爸：“爸爸，下次一定带我去哟。”直到爸爸答应了她，她才松手。爸爸真的信守诺言，一个月后，妹妹也像我一样登上了装河泥的大船，在爸爸他们的摇啊摇，摇到了上海，领略了大上海的美好风光。

这些，都是我发生在我上小学时，那特有趣而有意义的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九六五年，我小学毕业了，要上中学是要考试的，不像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人人上中学。在当时能够考上中学是不多的，考场在头桥中心校，就考语文和数学。语文就是一篇作文，考卷上两个题目任选一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好》、《农村中的一件大事》，其实，这两题是相联系的，出题的意图就是结合当时的四清运动，我做了《农村中的一件大事》，暑假里，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曙光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能够录取曙光中学已经不错了，在那时，要么录取曙光中学，下面就是头桥农中，要么不录取，如果考不上中学，就只能小学毕业就跟着大人们下田干活了，虽然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因为当时的我们就面临二条路：继续求学和回家种田。我是幸运的。

可是，我在曙光中学分校只上了一年中学，一九六六年，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的席卷全国各地，刚上了一年中学的我，被迫离开了学校。因为学校已经停学了，造反闹革命，农村的孩子大多数回家劳动挣几个工分，高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写大字报，批斗走资派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后来，听说学校复课闹革命了，我们分校的学生都到总校去了，我们在曙光中学去了一个时间，几个高中生给我们上课，还组织我们去上海参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大人物的罪行，有图片、物证，具体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在学校里待了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回家劳动可以挣几个工分，当时我看到我的同伴们他们挣了很多工分，我没有工分，有点失算，于是我彻底离开学校，专心我的务农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是，半夜里，已经三十三岁的妈妈，我已经十五岁了，我和大妹睡在隔壁的房间里。听见开门声，侧耳一听，爸爸带着我们大队的老接生婆来了。“妈妈要生了。”我摇醒大妹。我和大妹连忙起床，跑到妈妈房间，妈妈在痛苦的呻吟中听到一声婴儿的啼哭，接生婆抱起孩子，在昏暗的火油灯下一看，“是个妹妹。”当时我们已经懂事了，当妈妈挺着大肚子的时候，我们希望妈妈给我们生个小弟弟，我想此时此刻，父母心中也一定会有失望感，因为毕竟传统的习惯势力对生儿生女影响着人们的头脑。

可能妈妈的年纪不轻了，又加上日日月月的在田里干活，所以小妹妹长得很瘦。虽是女孩，但我全家仍旧很喜欢她。特别是妈妈，毕竟她十月怀胎，身上掉下来的，能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对于爷爷来说，人家问他：“梅华娘生了？”爷爷不以为然地回答：“又是个女孩。”上了年纪的人，爷爷已经无足轻重了。

妹妹出生不久，爸爸给她取了个与我们姐妹三个（梅华、玲华、向华）完全不同的名字——秋萍。因为在我小妹出生前，农村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干部的爸爸就去做了男性结扎绝育手术，而在爸爸手术后的几个月后，妈妈又怀孕了，既然有了，妈妈决定把他生下来，所以爸爸说，小妹秋天的浮萍，偶尔浮过来的。所以取名秋萍。

小妹二三个月时，吃着妈妈的奶，倒是有点胖，可随着小妹的长大，妈妈奶水的不够，渐渐的瘦了，再加上小妹脾气完全和二妹不同，从小很会吵，哭起来很厉害，怎么哄也哄不停。白天，我们干活去了，仍旧有爷爷带她，晚上回来我和大妹带她，妈妈除了给她喂奶，全有我们带她，连米糊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地用调羹喂给她吃。她稍稍大一点了，能认人了，只要妈妈一回家，就谁也不要了，只认妈妈了，尽管当时妈妈很忙，除了下田干社里的活儿外，还有几分自留地要种。所以，我从记事起，我妈哪怕农忙三伏天中午都不休息的。衣服常湿透，没有间隙休息的时间。可小妹又那么的不懂事，夏天，我和大妹为了让妈妈能吃顿安宁的晚饭，当大人们回家前，我们就把小妹抱到宅门前去乘凉，等妈妈洗澡，吃饭好了，把小妹带回家。有时候，当我们一不留神，被小妹盯上了妈妈，那么今晚的晚餐，妈妈就不安宁了，一边抱着她，一边吃饭。吃好饭，妈妈说：“叫大姐去抱。”我想过去抱她，可她就是哭闹不停，硬要妈妈，怪不得她小时候又黄又瘦，经常生病，除了营养不良，还有这么会哭会闹。哭闹后，当她乖乖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她。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们农村第一次亮起了电灯，告别了那火油灯的年代，当第一次亮起了电灯的时候，那满屋子的亮，连那墙角四面都照见的光明，如同白天一半，晚上睡觉，半夜起床小便再也不怕用那一根火柴点亮那小小的火油灯，在害怕中，一连几根火柴都划不着，有时，火一吹，那微弱的灯火就灭了，而如今，只要在床头用线一拉，电灯就亮了，而对那明亮的电灯，我们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可就在那年夏天，只有六十四的我的爷爷，在一次抱小妹时，摔倒在地上，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勉强的爬了起来，小妹没有受伤。可从此爷爷钻在了牛角尖里，再也自拔不出来，他说：“我不行了，爷爷要死了。”我说：“爷爷，你不会死的。”“梅华，你看爷爷两只脚走不动了，抱小囡也抱不起了，如果有一天爷爷孙女两个一起跌在地上起不来怎么办？”说着长叹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爷爷由于长年累月的干活，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得饱经风霜的爷爷过早的衰弱了，年轻时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汉子，干农活的一把手，如今，刘世刚出头已经像个老头子了，头发脱的稀稀疏疏，满脸的皱纹，走起路来，两脚不听使唤了。我记得爷爷在临死前好几年已经不下田干活了，我二妹出生时，爷爷已经专业于编织草鞋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我们和我们宅上的几个小孩常坐在爷爷旁边，一边看爷爷编织草鞋，一边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讲解放前，爷爷和奶奶怎么起早摸黑，成年累月地种田，为了养家糊口，讲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奉城镇上开大炮，镇上的难民逃难的情景，我奶奶的娘家就是在奉城镇北的，我奶奶的妹妹，我爸爸的阿姨刚生下小孩，因逃难到我家，使母子幸免于一死。我现在还记得我爷爷描绘那当时形势紧张的情景。爷爷还讲一九四九年初解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反革命运动，押赴刑场，枪决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时人们拍手称快的情景。讲到动情处，爷爷会放下手中的活，一个劲地说着。我清楚地记得，爷爷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我的曾祖父叫夏仔细，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叫夏关细，世世代代农民，曾祖父一生先后娶了两了老婆，生了很多孩子，存活了三女二男，我爷爷是老五，最小的孩子，是曾祖父母的心肝宝贝，但一场大病使我那年轻的爷爷成了笼子。所以合爷爷交谈一定要放开喉咙才能使他听见，有时候还要重复多次，才能弄个明白。所以我们和爷爷说话是很费力的。

爷爷还告诉我们，他唯一的姑妈嫁了一家好人家，嫁给了青村西吴马家桥一家姓吴的有名望的大地主家，很有财势。爷爷描绘着他小时候去姑妈家的情景，房子怎么大？怎么高？家中田亩有怎么多？屋里的粮食堆得怎么高？爷爷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我问：“爷爷，那你们经常去吗？”“好人家不能常去的，一年去二次，逢年过节才去。”“那你姑妈回娘家吗？”“夏天一次，过年一次，她回娘家不是一般的女儿回娘家，她是由佣人划着一只蓬船摇呀摇，摇到娘家水桥边，像是大人物来了似的全家老少奉承他们，虽然娘家为她办嫁妆而穷了许多，但有这样富有的亲眷，娘家几户人家都是很有光彩和体面的。”

说着说着，爷爷忽然长叹了一声：“唉，我一生中有一件事对不起你奶奶，想来很惭愧。”“什么事呀？爷爷你讲给我听听。”爷爷紧皱的眉头，无神的眼睛里流露着后悔、难过。

那一年夏天，西吴那爷爷的姑妈家里请客，每年七月半请客是很讲排场的，夏仔细和夏关细的全家老少作为他姑妈的娘家人，也都去的。我那麻子脸的奶奶也跟着爷爷，想去看看那大户人家的大场面，可奶奶万万没有想到，当爷爷朝后一看，看见了奶奶，竟然说：“你跟去干么，你一脸的麻子（出天花留下的疤痕），到那边去不是丢人吗？回去！”本来很兴奋的奶奶一下子失望而伤心极了，难过地回到了家里，哭了整整一天。奶奶就是一次也没有去过那大户人家，因为她的脸上有麻子，要丢娘家的面子的。爷爷自认为自己是聋子，脸长得好看的，这是爷爷对奶奶的一件遗憾事。我们托着下巴，津津有味的听爷爷讲着。一直听到大人们呼唤各人的名字才散去。

我常常跟着爷爷到镇上去卖草鞋，爷爷到镇上去，总是肩上背几双草鞋，换几个小钱，然后到头桥的老茶馆里一坐，我坐在爷爷的旁边，别人指着我问：“是你的啥人？”“我的大孙女。”爷爷总是自豪的回答。有时候，爷爷走他的几个老亲戚，他总是带着我，所以，至今，我家的老亲戚我都认识。有一年夏天，当时刚刚有塑料的凉鞋，爷爷带着我到头桥镇上去给我买凉鞋，头桥没有，不合脚，他又兴致勃勃地和我来到奉城镇，他说：“今天一定要买到。”他是为了让我高兴，在奉城终于买到了，我穿着它，一路上不知道有多高兴，低着头，不住地往脚上看，那是咖啡颜色的。生平第一次穿上了买的鞋子，我们称它为“风凉皮鞋”。回到家，别人有多羡慕，我自豪地说：“是我爷爷给我买的风凉皮鞋。”第二天，我穿上它上学去，有多神气。

爷爷编织草鞋的艰辛如今还历历在目。为了让草鞋穿得耐牢一点，爷爷总是在夏天到野外去割很多很多茅叶丝（茅柴），茅柴的茎很硬的，爷爷一捆一捆地割完家，然后用手一把一把地往树干上甩去，用力的甩，甩得茅柴茎粉碎，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干，晒干后，作为爷爷一年编织草鞋的材料，用它搓成绳子，作草鞋的茎（主干），在编织时，夹在稻草之间，会使草鞋牢固得多。至今，我眼前还出现爷爷戴着那顶旧草帽，在树干上不停地甩茅柴的情景。年复一年，那门前河边的桑树干的树皮也被爷爷甩茅柴脱去了一层皮，变得光溜溜的，它是爷爷劳动辛苦的见证。

可爷爷只活了六十四岁，他就不想活了，突然有一天早晨，我拿早饭给他吃（几年来，每天早晨都是我和大妹给爷爷捧一碗粥给爷爷吃早饭）。爷爷说：“梅华，今天开始爷爷不吃了。”“爷爷，你吃吧，为什么不吃呀？”“爷爷不想吃了，早点死去。”我流着眼泪去告诉爸爸，爸爸叫他吃，他就是不肯吃。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起床，他已下定决心作好了死的准备。怪不得在几天前，他对我说：“爷爷给你们大姐妹俩每人100元，在爸爸那里，你们长大了，要到你把那里去拿，一定要拿的。”“这是爷爷给你们俩的。”爷爷怕我们忘记，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要知道，这200元钱，当时爷爷1角5分一双草鞋，爷爷要编织多少双鞋呀！爷爷啊！您有钱，可平时你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多少次，被爸爸发现你又从猪吃的米糠里筛选一些细的做米糠饼吃，放在饭里吃，爸爸责怪了你，你照样吃，你把省下来的米拿到镇上去换粮票，当你死后，在整理你的遗物时，竟发现了很多粮票，这一斤斤的粮票，要知道，在当时每人定粮只有很少的情况下，爷爷是怎样从口中节省出来的呀！我的爷爷是多么的可怜呀！现在回想起来，还常使我一阵阵心酸。

脾气很倔的爷爷，他是说话算话的，任何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尽管姑妈，姑姑，我们流着眼泪劝他，邻里四舍好心地劝他，爷爷就是硬到底，爸爸扶起他，把饭往他嘴里灌，他就是不咽下。几天后，本来身体虚弱的爷爷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病变了，真的病倒了，再也起不来了，在我奶奶逝世10周年还不到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初十，只有六十四岁的爷爷，我拿劳苦一生，幸福的生活刚刚降临到爷爷身上的时候，爷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我亲爱的爷爷，你从旧社会走来，种了一辈子的田，为了养家糊口，你像一条老黄牛，长年累月地，披星戴月地泡在田里，最后耗尽了你的整个身心，过度的操劳，使你的年龄和身体不相符，反差之大，身体的衰弱，使你对生活失去了勇气，用选择死来解脱，长期以来对你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可是，爷爷你的离去，给了我们全家多大的打击。每当想起爷爷的死，心中的悲哀升腾起对您深深的思念。

爷爷死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是破旧立新，丧事从简，爸爸是大队干部，做树立新风的带头人。虽然当时没有火葬，仍旧是土葬，但爷爷的棺材搬了又搬，最后搬至十一队的公墓地上。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去田里干活，田中到处是一个个的大坟、小坟，爷爷说过，有钱人的坟墓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建造好，很坚固的，留一个洞，死后把棺材从洞口里放进去，然后再封口。孩子们常常在坟墓的周围，坟上割草，夏天拔毛针，冬天，几个孩子躲在坟南面，围在一起玩，晒太阳取暖，一点也不害怕，也不知道哪个坟墓是空的，哪个坟墓是有死人的。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除四旧，平整土地，田野中的坟墓，大大小小都铲除，我们夏家家族也有几座坟墓，因为有砖头，里面还有木制的棺材，所以属于谁家的，谁家去拆，但是属于四类分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只得充公了。我们几家姓夏的，分好后，各自去拆坟亩，扒开土块。里面是坚固的砖块砌成板拿回家，晒干。有了砖头和木材，这是造房子的材料，于是，我们门前的一个很大的，转转弯弯住着好几户人家的老屋翻建了，不再是户连着户，家连着家了，有建起了三间平房一家，五间平房二家的独立成行的房子了，房子翻建后，我们宅中间有了一个比较宽的弄堂，从此，结束了我们出去必走西边河边之路，我们高兴了好几天，走夜路，晚回家，别人随你们怎么吓唬我们，我们也不害怕了。

一九六八年秋后，我家的房子也翻建改新了一下，三间新房子亮堂、明亮，我感到我们的家多大多新多舒服。

停学回家务农的我，也当上了红卫兵，那时年轻的是红卫兵，小孩叫红小兵，年长的是造反派，红袖章往手臂上一套，很神气的，我曾经跟着那些早饭队伍去四类分子家抄家，他们没收了四类分子家里的自认为是老的东西，旧的东西，那些成份高的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人，我们走到哪一家，一边高喊口号：“造反有理”、“破四旧，立新风”、“打倒×××”……以便把他拉出来，戴上高帽子，示众，把他的头往下压，几个硬汉子还朝他们拳打脚踢的，说是在斗争四类分子。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十六岁的我只不过跟着潮流走走罢了。

要知道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富农分子，他们住在现在的头桥镇红旗村十组康家宅。红旗的阶级斗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比我们陆桥更加厉害。我的外公外婆都“扫地出门”（就是把所有家产、房子留下，赶他们到别处去建一些小茅屋），我外公、舅舅家那些房子全部归公，有的拆掉了，有的做了小队的仓库。这还不算，还要天天拉出去斗争，戴高帽子，游行。因为小时候，我们常去外婆家，所以有一次我和大妹又去外婆家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因为他们的运动比我们大队来得及时，只见外公外婆戴着高帽子在众人面前斗争，我们难为情极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外公家，看见外公外婆两个人鼻青脸肿，走路一拐一拐，他们偷偷地告诉我们，是在斗争时被人打的。当时我想：红旗大队的干部怎么可以把人打成这样呀？他们也实在太厉害了吧！后来我们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为了划清阶级路线，我们有好几年没去过外婆家。爸爸本来就是大队干部，他的界限划得更清了。如果我们当时去外婆家，外公外婆就要跑到大队里向治保干部请示，要说家中来了亲戚，什么关系的亲戚，如果不请示，那么对他们的罪状更为严重，斗争更加厉害。所以，我们干脆不去了。后来外公外婆和小姨被他们赶出家园，来到了红旗的另一个队里，因为四类分子可以没有休息日，晚上每夜搓草绳给队里，有的队没有四类分子，就派几个过去，对他们是有利的，说起来是对四类分子进行分散改造。有的四类分子胆子小的，身体弱的，受不了那没日没夜的干活和戴高帽子示众游行，悄悄地自尽了。死了，他们的小辈不敢在大众面前哭泣，也不能为死人戴孝，默默地把死人火化埋葬了。那时候，母亲有时为了对外公外婆尽一点孝心，免不了想起他们，她就派我带些吃的穿的过去，总是在早晨很早的时候，母亲就催我快去，我趁早快步地走，走到外公住的茅草屋，放下那东西就走，免得被旁人看见，对我父亲和我都不利。记得有一次，外公外婆在我们陆桥轧米厂碾米，他们摇着船在我们屋后的河边经过，回去时，经过我家，外公外婆上我家逗留了一下，他们第一次看见了我们翻建后的新房子，但他们在停留片刻，就又赶回去了，万一被他们大队的知道了，那事情就大了，对我父亲的影响也不好。从此，我外婆到死也没来过我家。因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在外面干活突发死了。

死后，我们都没去，只有妈妈一个人去了，和舅舅几个草草了事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没有亲人们的送葬，没有小辈为他戴孝。没有人为她哭泣，就这样静静地送到南桥火葬了，带回的骨灰盒舅舅把它埋葬了，连外婆队里的人都不知道她死了。

而我外公倒挺过来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舅舅恢复了头桥卫生院院长的职务，小舅舅从外地调回了上海工作，舅舅家的生活安定了，外公不再每夜搓草绳了，他过上了几年自由的生活。晚年时，到我家来过好几次。享受了子孙满堂的，儿女孝敬的幸福生活，到八十一岁才逝世。

回想起文化大革命那年代，想当初，那轰轰烈烈、势天阻挡的激情不知从何激发起来的，农民们干活，从原来的计划工变为了吃大锅饭，大家在一起干活，男劳动力每天记10分，女劳动力每天9分，老人孩子7、8分，都是一个价，白天黑夜地干，可能吃了大锅饭，效率不高了。可晚上做好事的倒不少，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常常是第二天早晨，发现一块稻田里的稻子被人割了，人们还没上工，有的人半夜里起来把秧苗拔了。我也一个人割过稻子，当时割稻时，好像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望着被倒下的稻子，心中的自豪油然升起。口中念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男，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当割得没有力气的时候，口中会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那时，你在田野里干活，到处可以听到背诵毛主席语录和歌唱样板戏的声音。队里还要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我是评上了孩子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队里干活，我是孩子的带头王，十六岁那年，我已经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了。当时，大队对每个社员办学习班，学习班上学习毛主席语录、著作，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每期3~5天。会上总有几位本大队的，或邀请外队的积极分子发言，我作为孩子的代表，每期学习班去上台发言，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发言稿打了几条提纲，抄录了几条毛泽东语录，然后根据提纲，我会发挥得滔滔不绝，我的活学活用，我的抖私批修如此的动人，所以在当时，在我们、陆桥大队里，夏雪圭的女儿好像有点小名气。

每次学习班结束，人的精神面貌，思想境界都会上升一个台阶。毛泽东思想武装着每一人的头脑。早晨早请示，晚上晚汇报。吃早饭前，几户人家在一起做五个必须，手拿毛主席语录，胸戴毛主席纪念章，站在毛主席像前，很规范的，做好后，各自散去吃早饭，又上工。当时，我的二妹向华只有五、六岁，她是小孩子的王，她带领着宅上和她同龄的几个孩子，晚上到每家每户，学着大人的样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把文艺活动叫做毛泽东宣传队），她叫大家站在大人面前，排好队，她在前面打拍子指挥，“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唱”，一家好了，“我们再换一家”，二妹又领着他们朝另一家走去。真是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了。连小孩子也紧跟着形势，做小小的宣传员。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人们从斗争改造四类分子的同时，又发起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运动。大队里贴满了“打倒×××”、“火烧×××”、“脚踢×××”、“罢免×××”……的大字报，我爸爸当时仍是大队总会计，大队的大字报倒没有我爸的名字。可小队里几个积极分子倒纷纷行动起来，在小队仓库场上贴满了“打倒夏雪圭”、“火烧夏雪圭”、“脚踢夏雪圭”、“罢免夏雪圭”的标语，大字报，当时，我和大妹看了，肺都气炸了，你们凭什么理由诬陷我爸爸，我爸有什么罪？我爸是多么的光明磊落，他虽有个富农分子岳父母，可他对他们划线得多清，从不去过，他们又从不来我家。我爸当干部几十年，不拿群众一点礼物，记得有一次，夏家老妈拿了一圈饼干和一包白糖，送给我家，见我家没人门关着，就把饼放在养牲口的草屋里。中饭时，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是老妈送的，爸马上退回给了老妈。可大字报上去写上了这一内容，你说叫人不气吗？他们几个人想狠狠地批一下，让爸爸下台。连几个小队干部也站到那一伙人的立场上去了。当时人的意志不知是怎么搞的，有的人连一点文化都没有，叫他们怎能分辨出是非呢？只能凭着感觉跟着形势走，走到哪里算哪里。

我和大妹同睡在一个房间里，夜深了，还睡不着，我们一直议论着他们为什么要对待无辜的爸爸？我们想什么办法对付他们，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气啊，气得恨极了，原来，事到临头一样的心情。可恶的也很可笑的是，有一天夜里，屋后忽然有脚步声，脚步声由近渐远，一会儿停下来，一会儿走了。我们立刻屏住气，不出声了，等脚步声没了，妹说：“大姐，他们在偷听。”从此，我们不敢大声议论了。总是惦防着门外有人，小声地说着。不过每夜入睡前议论爸爸的事是我们的必修课。

每当我们下田干活，总有点心中不满，一股气闷在里面，好像人们在嘲笑我们，“你爸要倒霉了。”看到那些和我爸过不去的人，我们恨死了，现在想想，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也是无辜的，他们懂个啥？

但，我们小队里的运动对于爸爸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在大队选举革命委员会（大队干部不再是原来的称职了，党支部书记就是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时候，爸爸照样是革命委员会会员。一些靠边站，什么也没有的干部，后来进了供销社单位，最后进了国家编制人员，现在退休了，还有老保，倒还不错，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人们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平静下来了。我爸爸当了几十年的会计财务工作后又提升了陆桥大队的大队长。人们又敬慕起我父亲来了。

我爸当干部那阵子，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总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到年终分红（分钱）时，是按全大队各小队的平均数分配的。干部不搞特殊化，每年年终分配后爸爸袋里除了应得的钱外，还带回来一尊毛主席石膏像，一本新的毛主席语录本，一枚新的毛主席像章。这就是工作辛苦了一年后的干部奖励。但，爸爸他们是无怨无悔的，仍是默默工作在干部岗位上。
    记得有一天夜里，在我们陆桥最西北角的十一队队长掼纱帽（不想当队长），爸爸约好夜里开小队干部会议，讨论对策，吃晚饭后，又是刮风又是下雨，我们劝爸爸不要去了，可他坚持冲进了雨中，当时的交通是相当差的，都是泥泞的家乡小路，只有几条筑起来的长长的灌溉水稻的渠道。爸爸踏着泥泞的小路向十一队走去，风大，雨大，伸手不见五指，走在渠道上，爸爸被风雨滑倒了好几次，终于来到了十一队，推门进去，那些小队干部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了，爸爸浑身湿透，一身泥桨。会议顺利进行，那个生产队长也被爸爸的行为感动了，他不掼乌纱帽了，又精神振作地当起了生产队长。后来爸爸才告诉我的，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又一件难忘的事。

一九六九年夏天，大队里的小学缺老师，当时，各大队都有小学，中学，这选择老师的权给了大队，当时无所谓学历和文凭，老师不拿工资的，是和社员一样记工分的。十八岁的我是当时小队的记工员，工作积极，共青团员。在党支部的推荐下，我也被选中之一。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了一大转折，做老师，教书这个职业成了我终身的事业，从我青春一少女到如今五十二岁头发发白，再教育岗位上整整耕耘了三十四年。我的刻苦钻研，勤奋好学，好强的性格伴随了我几十年，在几十年的教学中，我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素质，进修了中师，拿到了上海第六师范的函授中师文凭，积累了很多教学的经验，从刚开始教一、二年级，到教三、四年级，最后成了教高年级，特别是毕业班语文的骨干老师，历次统考成绩，我的名次总排在前，我总是要让自己做得最棒，最好，翻开我的履历表，我的教育教学成绩是响当当的。三十四年来，我个人评上了校、辅导区的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我没有记载，单是县、区的记功三次，记大功两次，县优秀班主任一次，县园丁奖一次。如今我待退休了，在头桥碰到很多人还说：“夏老师，你退休可惜了，你教书这么好，教的孩子语文都很好，作为很会写。”的确孩子们对我影响不错，当别人问我，“你是怎么教得好的？”我说：“我是情感教育。”我爱学生，学生也爱我，我用情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我要学习”，让每一个孩子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学习。至于我的退休，这是迟早的事，总会有一天的，这是历史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

让时间又回到一九七二年，我的爸爸又从大队长提升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自从爸爸当上大队的一家之主后，爸爸的工作更忙了，常常是早出晚归，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全大队农民之中，他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为摆脱农村落后的生活，改变大队的穷乡村，他和其他干部们酝酿策略，使陆桥大队不但有了木器厂，师傅带徒弟，使大队的木器制造方圆几十里闻名，还办起大队机械厂，使一些男女青年进了工厂当工人，在当时，一个农民当工人是件了不起的事，不但如此，在陆家桥河边还造起了一碾米厂，周围邻近的花厅、红旗、五星、泰日等地的农民都摇着一船船稻谷来陆桥碾米厂加工。除此以外还有小型的豆腐店，面粉加工厂，一个小小的陆桥大队在那时竟也风风火火，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改善了。

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着，一九七四年八月，谁能料到，我的爸爸竟然走上了教育岗位。乡政府看到我爸爸几十年如一日地不知疲倦的工作着，身体累垮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加上关节炎痛一发作起来，连到陆桥大队里只有十分钟的路，中途也要坐一坐再行走，一着凉，喉咙就沙哑和失音，又加上冠心病，但爸爸坚持工作从不休息。当时乡政府为了照顾他，把他安排到陆桥小学当校长。任教政治课，爸爸虚心好学，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平易近人，所以深得大家的尊重。在陆桥和红旗学校当了五年校长后，爸爸又干起了他的内行——会计。领导知道我爸是会计能手，故调入中心校当会计，他在职中心校会计期间，上上下下的人都称赞他的工作踏实，账目一丝不苟，为人热情，都说：“老夏这人待人厚道，没一点架子，对任何人都相处融洽。”

在爸爸退休的前三年，为人忠实的他又被只隔一扇大门的头桥中心幼儿园相中了，她们非要我爸爸任她们的会计，幼儿园里都是女教师、阿姨，自行车坏了，没人修，爸爸又当上了业务修理工，他备了工具和零件，学校的门窗、老师的车子坏了，都少不了他。 临退休了，爸爸还手把手的为幼儿园培养了一名年青的会计，爸爸的为人，爸爸的无私奉献，深得园领导和老师的好评。退休当年，她们还给爸爸百分之三晋升了一级工资，使爸爸很感动。事实证明，我爸爸几十年风风雨雨过来，正值、坦白、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我们子女常以父亲为荣，以父亲为戒。我们姐妹四人从小在父亲思想熏陶下，个个都心地善良，关心他人，孝敬长辈，工作出色的女性，我们的家庭也成了邻里四舍羡慕的温馨、和睦的好家庭。我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好人，不要追求生活的享受，要追求事业的成功。我们从母亲身上学到了那朴实、勤劳、吃苦耐劳、几十年默默无闻地做父亲的后盾，没有怨言，支撑着这个家，抚育着我们，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女性，但在我们女儿心中，母亲是伟大的，她经历了那么多，低了那么多苦，她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格外的孝敬她，用我们的孝心来报答她的养育之恩。